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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

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

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

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

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

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

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五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

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

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请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

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

，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

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

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

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

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

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名牌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

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

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

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竞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

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

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

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

，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

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

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

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

，对之爱理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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