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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

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

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

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

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

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

的实验。

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

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

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

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

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

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据说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

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

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

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

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

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四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

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

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

即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

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

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

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

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

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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