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
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只怕面子不好看，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但在这种无奈中必然也会滋生出矫情和自私。
《西厢记》虽然描摹了张生一旦科举高中，终于与莺莺门当户对地结合的远景，却也冷静地估计到此间希望的渺茫，因此为张生别离爱人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个场景，动用了悲凉的词句：“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然而《西厢记》长久被目为不经的淫书，只有铁石心肠地凝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赞扬。
铁石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
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
，也是这个意思。
要肉欲而不要感情，又把不要感情装扮得堂而皇之，这便是矫情中的矫情，中国书生中的伪君子习气，也大多由此而生。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对社会生活的损害，也是从它离间普通的伦常人情开始的。
一种制度，倘若势必要以损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为代价，那么它就不会长久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存在。
终有一天，要么因它而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要么由健康发展的社会来战胜它，别无他途。
同样，一批与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万人瞩目的成功者，也无以真正地自立历史，并面对后代。
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在中国书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遗憾。
不知道当年升沉于落第、及第狂潮中的书生，有几个曾突然领悟到科举对自己的人格损害？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否则我们就读不到那么多鞭辟入里的记载了。
但是，一种由巨大的政治权力所支撑的国家行为，怎么会被少数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这少数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么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
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但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褪色，惟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
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
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然一点？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
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
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死亡。
这件事，好像可以成为戏曲作家编剧的题材，而我感兴趣的只是，终于有一位男人，一个进士，在他的人格结构深处，进士的分量不重，官职的价值不高，却可以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便这种爱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
他的死亡，以一种世俗人情的力量，构成了对许多进士残缺人格的比照。
科举制度在人格构建上的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当时的决策者彻底洞悉。
他们中有不少人也是从科举的路途踏上高位的，无法看透自己和同道们身上的根本性隐疾，但是他们却感觉到了科举制度所遇到的麻烦。
就像一屋子喝醉酒的人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喝醉了，只感到桌面的倾斜、杯盘的摇晃。
他们开始整治科举制度，只在具体操作规程上着眼，出了很多新点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碍，消消停停千余年，终于没有走通。
五
纵观历史，对科举制度弊病的发现和整治，大致可分为两大截：唐宋为良性整治阶段，明清为恶性整治阶段。
在良性整治阶段也有恶性冲撞，但就整体而言当时的科举制度还瑕不掩瑜，种种整治或多或少都带有试验性和创建性；在恶性整治阶段也有明智的举措，但机制性的痼疾已多方面发作，任何一种整治都会带来一系列更严重的毛病，于是整治越来越严，毛病却越来越深，再也解脱不了。
如前所述，科举制度本身是一个严肃而深刻的构思，并不像后人所渲染的那样荒诞不经，那么，这些暴露出来的弊病也同样是严肃而深刻的，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易于避免。
我在阅读有关史料时一再地想，如果我们现在要进行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定期选拔行政官员的社会考试制度，许多问题照样会遇到，照样难于解决。
为此，我想陪着读者一起回到古代，站在那些头脑清晰、智力充裕的宰相、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礼部侍郎和诸多考官的立场上，看看他们在执掌科举制度时究竟会遇到哪些逃不开的麻烦，然后再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想有没有排解的办法。
当头遇到的一个麻烦，是科举考试要不要与推荐结合起来。
粗粗一想我们也许会断然反对推荐，以保证考试的纯净性，但实际上考试的纯净性远不是选拔的准确性。
如果选拔不准确，考试的纯净性又有什么意义？考试很像西方戏剧中的“三一律”
，必须把一个漫长的活体生命挤压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程序之中，而这种挤压又是书面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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