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投入势必会产生坚硬的人格结果，不仅波及广远，而且代代相传。
现代文化史家总习惯从先秦诸子的各种论说中来考索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哲学构成，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据我们的切身经验，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塑造成的，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这当然会比曾在先秦典籍中读到过的某一种学说更强悍地决定他们的人格构成了。
总之，选择过程变成了塑造过程，而这种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恶性的。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汇聚散逸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浑浊了。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
科举制度给中国读书人悬示了一个既远又近的诱惑，多数人都不情愿完全放弃那个显然是被放大了的机会，但机会究竟何时来到又无法预卜，惟一能做的是伺机以待。
等待期间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始终暗藏着翻身的一天。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等等谚语，正是这种心理的通俗描述。
历来有这种心理的人总被社会各方赞为胸有大志，因此这已成为一种被充分肯定的社会意识形态。
伺机心理也可称作“苦熬心理”
和“翻身心理”
。
本来，以奋斗求成功、以竞争求发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和竞争并不追求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
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
未曾及第，连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气焰蔽天。
王泠然满口泼辣，只因为前些天还是一个苦熬者，憋了那么久，终于报仇雪恨般地涌出强烈的翻身感。
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祥和。
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
然而，机会只是机会，不是合理的价值选择，不是人生的终极关怀。
所以，即便在气量和耐心背后，也可能隐潜着自私和虚伪。
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合理的社会竞争都被科举制度归拢、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样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为怀才不遇而忿忿不平。
从总体而言他们的人生状态都不大好，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缺少透彻的奉献、响亮的馈赠。
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
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
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这些前不久还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这些从春风得意的马背上跳下来，从杏园宴、闻喜宴的鼓乐中走出来的新科进士，授官之后便能调停钱粮、管束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
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
试卷上的诗赋固然只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发的吟咏也常常脱离文学本体，因为他们的人生感触往往与落第和入仕有关，许多吟咏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
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阶，吟咏便从一种手段变为一种消遣，一种自身文化修养的标志，以便在官吏间互相唱和、宴集时聊作点缀。
学术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贯串生命。
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
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既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
，这或许是少数自省书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在没有支点的无所作为中。
其三，矫情倾向。
科举既然把读书当作手段，把做官当作目的，文化学和政治学上的人性内核也就被抽离；科举的成败关及家族伦理的全部荣誉，于是家族伦理的亲情牵累也就必须顾全大局、暂时割舍，奉献给那种没有期限的苦读、别离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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