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汗青”
本身又是如此暧昧不清。
到东北的流放者一般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
洪皓和张邵算得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拣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
一次一位比较友好的女真贵族与洪皓谈话，谈着谈着就争论起来了，女真贵族生气地说：“你到现在还这么口硬，你以为我不能杀你么？”
洪皓回答：“我是可以死，但这样你们就会蒙上一个斩杀来使的恶名，恐怕不大好。
离这里三十里地有个叫莲花泺的地方，不如我们一起乘舟去游玩，你顺便把我推下水，就说我是自己失足，岂不两全其美？”
他的这种从容态度，把女真贵族都给镇住了。
后来金兵占领了淮北，宣布说只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员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员纷纷伪称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独洪皓和张邵明确说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东北流放到宋、金和议达成之后才回来。
完全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回来却立即遭受贬谪，洪皓被秦桧贬离朝廷，张邵也被弹劾为“奉使无成”
而远放，两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离的长途中。
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有人来宋廷总要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
这种事例，很使后代到东北的流放者们深思。
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
原先各自效忠的对象，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风雪中，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
（戴梓）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除，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
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裀、魏琯、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以这些人为骨干，函可还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
。
是不是这些昔日官吏现都卷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来了呢？并不是。
他们相交只是“以节义文章相慕重”
，这里所说的“节义”
又不具备寻常所指的国家民族意义，而仅仅是个人人品。
其实个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来的政治规范修饰或扭曲。
在这一点上，中国历来对“大节”
、“小节”
的划分常常是颠倒的。
函可的那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确实都是很值得敬重的，李裀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的一个“逃人法”
“立法过重，株连太多”
；魏琯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
，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大汉奸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
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
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
为耻，而照我们今天某些理论家的分析，他们这些官吏之所以给清廷提意见也是为了清廷的长远利益，不值得半点同情，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然后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
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
有了朋友，再糟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出生于上海松江县的学者艺术家杨瑄是一个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获罪，直到七十多岁还在东北旷野上挣扎的可怜人，但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无美色了。
他的一首《谪居柬友》最能表达这种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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