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处于文坛边缘地位的“本土文学传统”
流向，代表是李伯元、鸳鸯蝴蝶派诸君、张爱玲、金庸诸君。
其中，作为“本土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
的金庸，“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巨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把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系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
但就是这样一个被作者极力称道的人，不属内地作家，他是在相对自由、不那么僵化的香港搞创作，最见特色的，恰恰是小说里的“文人气”
和“学者气”
。
其他名篇，如《京华烟云》、《围城》、《啼笑姻缘》等，也都带了些“文人气”
和“学者气”
。
莫言身上难得有这样的“文人气”
和“学者气”
，这倒是他文章最大的缺陷之一，而不是什么优长——因了这个，他所有的小说，“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
，但形式上的花哨，不能掩盖背后内容上的“单薄”
与形而下。
那代人欠缺有害的教育和“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
，带出了他这个叛逆，可惜，他的“叛逆”
与“原创力”
，只限于形式上，其精神、思想内核里，因着土壤的荒芜、贫瘠而有“毒”
，再也上不去了，开辟不了能把全人类纳入一种两难状态的宏大结构，把我们难以想明白的东西填下去，从而提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营造一些无穷无尽的话题，到两可两不可的境界去，使每一代人都得不出结论，却一定会被卷入，投进思考，获得巨大的阅读经验。
他是有过这样的决心或信心的。
他说：
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达到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落后之分，只有肤浅和深刻的区别。
我比很多中国作家高明的是，我并不刻意地去摹仿外国作家的叙事方式和他们讲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们作品的内涵，去理解他们观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红高粱》表现了我对历史和爱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现了我对政治的批判和对农民的同情，《酒国》表现了我对人类堕落的惋惜和我对腐败官僚的痛恨。
这三本书……是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实际上，莫言的作品很难具备太多思考的品性，缺乏那种永远无解的、形而上的悲剧精神。
《红楼梦》的主题就具备了这样伟大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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