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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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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池莉的一系列小说创作，则池莉小说中一种基本精神哲学的根本性匮乏这一明显的艺术缺陷也就暴露无遗了。

在笔者看来，池莉小说精神哲学匮乏最突出的一种表征，便是她对于自己所表现的生活对象的无批判原则的认同与肯定。

而在导致池莉更多地对自己所表现的生活对象持认同与肯定态度的原因方面，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一度甚嚣尘上的“新写实”

理论确实发挥着一种不容忽视的误导作用。

最早给池莉带来巨大世俗名声的《烦恼人生》，虽然因了作家初次涉及此类小说写作所必然带有的朴素和稚拙，尚能给读者的心灵世界造成较大的情感冲击。

但在《烦恼人生》之后，由于这一作品在社会上激起的巨大回响，更由于这一小说被批评界普遍地指认为“新写实”

的代表作，我们其实便不难发现此后一个时期内池莉的小说写作与“新写实”

小说理论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内在关联。

在洪子诚看来：“‘新写实小说’的‘新’，是相对于当代写实小说的一段状况而言。

与当代写实小说强调‘典型化和表现历史本质的主张有异的是，对于平庸的俗世化的‘现实’，‘新写实’作家表现了浓厚兴趣，注重写普通人（‘小人物’）的日常琐碎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的烦恼、欲望，表现他们生存的艰难，个人的孤独无助，并采用一种所谓‘还原’生活的‘客观’的叙述方式。

叙述者持较少介入故事的态度，较难看到叙述人的议论或直接的情感评估。

这透露了‘新写实’的写作企图：不作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原始’状貌。”

（《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应该承认，洪子诚较为准确地概括出了“新写实”

小说的基本状况。

一种符合当时那一时期小说潮流演变实际的情况是先有若干预含“新写实”

因子的小说文本出现，再有一些理论批评家在对作品的具体评价过程中总结演绎出一套相对具有体系特征的所谓“新写实”

理论，这理论反过来又对作家的具体写作过程产生某种具有导向意义的影响作用。

就池莉的小说写作而言，则应该说其《烦恼人生》的写作还更多地处于感性的不自觉状态之中，而这一作品之后的小说写作则明显地受到了“新写实”

理论的制约影响，是“新写实”

理论引导下的一种自觉写作了。

其中负面效果最明显的便是所谓“零度叙事”

了。

所谓“零度叙事”

者，便是强调叙述者尽可能地不要介入到故事中去，不要在叙述语言中表现出明显的情感倾向性，以做到如洪子诚所说的“不作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原始’状貌”

。

也诚如洪子诚先生所言，从当时那些“新写实”

小说的理论家的本意来看，确实是要通过这种“零度叙事”

来明显区别于“当代写实小说强调‘典型化’和表现历史本质的主张”

，而且从小说文本所达到的实际审美效果来看，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凸现了现实生活中若干被所谓“典型化”

和历史本质所遮蔽了的带有原生态性质的本真生活状态。

但是，强调叙述者尽可能地不要在叙述话语中流露出明显的情感倾向，强调作家应尽可能少地在作品中作浮泛浅表的哲理议论却并不意味着作家就应该对自己所表现的生活对象作一种无原则的认同与肯定。

我们在此当然并不是说当时所有被指认为属于“新写实”

阵营中的小说家们都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倾向，但最起码在池莉的小说写作中，这样一种倾向的存在却是不容置疑的。

在我看来，在池莉的小说标题“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的设定过程中所首先透露出来的便是这样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肯定认同倾向。

虽然小说呈现出的只是武汉市民生活的一个小片断，但当池莉通过这一片断刻意地强调无论天气冷热（在此处天气之冷热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人物生存处境之好坏的一种象征性表现），只要生命能够继续存在，只要生活能够继续顺延就行的时候，她其实已经放弃了对于一种人格尊严的坚持，对于一种精神价值理想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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