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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实例牵涉另一位北京作家，我也不认识。

他为别人的一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有一位评论者撰文指出，这篇序言中有很多语法错误，口气比较严厉。

严厉当然会产生回应，事情立即变得很不愉快了。

作家的文字中有语法错误，指出来既有利于读者也有利于作家，本来语气严厉一点也不妨，但我稍稍有点惊讶的是，这篇序言我读过，为什么当时没有感到有语法上的障碍？待我带着这个好奇，找到原文和批评文章一一对照，终于明白了真相。

批评者有很好的语法和修辞学方面的造诣，他所指出的语言构成方式确实都可探讨，但其中大多只能说是用语粗疏而不能说是语法错误，而对有些作家来说，用语粗疏可能是故意的。

在书面语言的严谨中加添一点口头语言的随意，有时反而能调节文本的规整语态，走向生动。

当然，这种随意性如果明显地侵凌了语法，还是应该知道收敛和整理才好。

可见，这本是作家和语法学者们协调商量的问题，但经起哄者们一炒作，情况就变得有点怪异。

我从一篇评述这个事件的文章中读到的指向，已成为“作家的文字资格”

、“名人的认错态度”

等等不留余地的恶性事端了，幸好这位作家没有再去理会。

这件事，说到底，仍然是一个技术细节问题，而它一被点燃，就快速地吸引大量视线，并烧燎到人格部位。

这个程序，一再重复于不同的事件，不能不让人惊心。

说了这些实例之后我想归结一下。

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大题目。

人们在兵荒马乱中企盼文化，在世俗实务中呼唤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寄意文化，都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定位和精神路向。

它会有许多细部，但任何细部都没有权利通过自我张扬来取代和模糊文化的整体力量。

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思考层面和创造层面上，那它的复兴已有希望；反之，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匠艺层面和记忆层面上，那它的衰势已无可避免。

世纪之交，大家都在期待文化的声音，但听了几年，文化都在为不知所云的细节而争吵。

终于不耐烦，吵去吧，大家起身走了。

没有文化的大家，留下了没有大家的文化。

鲁迅说，一个中国孩子，要学会几千个基本汉字，再学会把笔画繁多的难字准确地填到一个个方格中去，得花费一二十年时间。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顺着鲁迅的计算把这笔账做下去：这个人需要背熟历代诗词，通晓音律平仄，至少也得一二十年吧；掌握文史细节更麻烦，这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大海，没有三四十年出不来。

当然会有不少人半途逃逸，像孔乙己，知道了茴香豆的“茴”

字有四种写法就喝酒去了；像那个绑匪，学会了一笔好古文就谋财害命去了。

坚持下来的总该有资格谈文化、写文章了吧，那也应该是七八十岁高龄了，而且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其他一切正规教育。

不知这么一笔年龄账，会给我们什么启发？

当然，普通话的标准发音还是要学，有名的古诗还是要背，顺便学点平仄也不坏，语法上的问题还是要引起注意，但是，中国文化的荣辱边界不能仅仅停留在这里，它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

我们学问不深，知识不广，却也懂得要为它失落多年的高贵内质招魂，而不能听任它继续沦于琐碎和庸常。

反过来想，如果中华文化再经过几年调教，吓得作家们再也不敢随意谈古诗了，吓得导演艺术家们躲进书房学平仄去了，真正有点知识的人又被调教得目不斜视、足不出户了，那么，社会上在畅谈文化的会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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