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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长年的旅行者，一年中有一大半时间在路上，因此家里不订报刊杂志，订了也没法看。

说来惭愧，我读的报纸大多是机场、码头随买随丢的那些刑侦破案读物。

选择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材料必须出自于正规的司法机关，二是必须真人真事，如实报道，不能有文学描写。

一般所谓的“法制文学”

，我还来不及去看。

读这些刑侦报道，原来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后来几乎成了习惯。

也曾自警是否阅读品位下堕，但仔细一想又觉得未必。

历来我接触最多的是文艺作品，而当今许多文艺作品的通病是虚假而又令人厌倦；这些刑案报道正恰相反，既真实又有吸引力。

这种巨大的逆反带给我一种兴奋，有时甚至还想推荐给文化界的朋友也屈尊读几篇。

当然，我读这些报道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在这些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字里行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隔绝的怪异世界，而是处处与我们的身边相连。

刑案是生活的极端状态，而极端状态总会集中社会神经的末梢，关及正常部位的痛痒，具有不少思考价值。

你看手边正好有一份法制文摘，刊登了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在湖北省破获的一起绑票杀人案，读起来就很有意思。

这起绑票杀人案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发生了，侦查了很久没有结果，基本上已成了一个旧年悬案，搁置在那里。

去年，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随手翻阅旧案卷，偶然地发现案卷中保留着一张绑匪写的纸条。

他先匆匆瞟一眼，突然若有所思。

很快，他决定重新侦查此案，而侦查的范围，划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

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给了刑侦专家一个重新判断的机会？

那张纸条上其实只写了十九个字，六个标点符号。

其文曰：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写这张纸条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属指点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缩到最短，减少信号量，但他忘了，文字越简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

请看这十九个字，罪犯为了把藏信的地点说清楚，不用东西南北、几步几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动词来一路指引，这在修辞上显然是极聪明的选择。

四个指引词，“过、顺、向、见”

，准确而不重复，简直难于删改。

特别是那个“见”

字，用在此处，连一般精通文字的写作人也不容易办到。

多数会写成“有”

，但只有用“见”

，才能保持住被指引者的主观视角。

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在两个“二三”

结构的重复后接一个“五四”

结构，每个结构末尾都押韵，十分顺口。

罪犯当然不会在这里故意卖弄文采，只能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的自然流露。

如果他自己发觉了这种流露，一定会掩盖的，但他没有发觉，可见实在成了一种表述本能。

时至今日，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因此侦查的范围可缩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学。

很快破案，罪犯是一个大学教师。

谁揭发了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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