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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

。

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可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

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

，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

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

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已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

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

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

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看来，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固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后天资格毕竟没有先天资格那样确证无疑，如何对这种资格进行令人信服的论定，成了问题的关键。

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

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

考察和推荐就是对做官资格的论定，比以前的各种方法科学多了。

但是不难想像，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一切都会乱套。

你说这个好，他说那个好，结果，小才任大职，大才任小职，造成行政价值系统的无序。

为了克服这种无序，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

制度。

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

，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

这样一来，相对统一的评判者有了，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

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

。

这些在选拔官吏上握有无限权力的大人物的内心厚薄，成了生杀予夺的最终标尺。

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高低作为划分推荐等级的主要标尺，那么这种看似先进的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

不幸事实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级，不想最后拿出来一看，重要的官职全都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

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

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

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

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

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也包括不少当时社会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

据《北梦琐言》记载，唐代一位姓毕的盐商之子想参加科举考试，请人为他改一个吉利一点的名字，那人不无嘲谑地把咸味化进了他的名字，为他取名为毕诚，毕诚没有恼怒，快乐接受。

后来他不仅考上了，而且逐级升官一直做到宰相。

这说明科举制度确实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不太在乎原先家族地位的贵贱。

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这种科举原则：

惟贤是求，何贱之有……拣金于沙砾，岂为类贱而不收？度木于涧松，宁以地卑而见弃？但恐所举失德，不可以贱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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