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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

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

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受足了“非礼勿视”

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阙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努力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呢，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裤子，一五一十打将起来。

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文武官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

用思想来辩驳思想，以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

一言不合，请亮出尊臀。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

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皇帝如何杀戮一个在圆明园试图向他动刀的厨师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

那一大套款式，绝对只有那些彻底丢弃了人性却又保持着充分想像力的人才能设计得出来。

以我看来他们的设计原则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都成了痛苦的源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

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从猿猴变过来之后几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

幸好中国的皇帝在这方面都没有神经脆弱的毛病，他们总是玩牌一样掂量着各种死法，有时突然想起“犯人”

战功赫赫或学富五车，会特别开恩换一种等级略低一点的死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将死的“犯人”

会衷心地叩谢皇恩浩荡，而且皇帝自己也觉得仁慈过人、宅心宽厚。

皇帝的这个习惯倒是成了中国的社会惯例，许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权衡，常常以总体性的残忍为前提。

残忍成了一种广泛传染的历史病菌和社会病菌，动不动就采取极端措施，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

现在可以回到流放上来了。

说过了杀的花样，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的惩罚，但实际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间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

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首先让人受不了的事实是流放的株连规模。

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

，“给披甲人为奴”

等等，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

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

我现在随手翻开桌上的史料就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

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

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

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官庄”

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

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

，“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舂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

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

南国佳人多塞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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