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些事情,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以后,并未能做出什么成绩,可是有了这许多经验,能够知道其中的甘苦黑白,这也是可珍重的一件事。
即如翻译就是一例。
我从清光绪甲辰即一九零四年起,在南京的学堂里就开始弄笔,至今已有四十个年头了,零整译品无甚足道,但是凭了这些经验,即使是失败的经验,也就有了经验之谈,现今大可拿来谈谈了。
第一可谈的是翻译的文字。
这里可以分作两面,一是所译的本国文,二是原来的外国文。
本国译文自然只是一种汉文,可是他又可以有文言与白话之分。
据我看来,翻译当然应该用白话文,但是用文言却更容易讨好。
自从严幾道发表宣言以来,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刊的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其权威是已经确定的了,但仔细加以分析,达雅重在本国文方面,信则是与外国文有密切关系的。
必须先将原来的文字与意思把握住了,再找适合的本国话来传达出来,正当的翻译的分数似应这样的打法,即是信五分,达三分,雅二分。
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话文,可以委曲也很辛苦的传达本来的意味,只是似乎总缺少点雅,虽然据我说来白话文也自有其雅,不过与世俗一般所说不大同,所以平常不把他当作雅看,而反以为是俗。
若是要想为自己而翻译的话,那么雅便是特别要紧,而且这还是俗受的雅,唯有用文言才能达到目的,不,极容易的可以达到目的。
上边的话并非信口开河,乃是我自己从经验上得来的结果。
简单的办法是先将原文看过一遍,记清内中的意思,随将原本搁起,拆碎其意思,另找相当的汉文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写作六七字,原文半句也无妨变成一二字,上下前后随意安置,总之只要凑得像妥帖的汉文,便都无妨碍,唯一的条件是一整句还他一整句,意思完全,不减少也不加多,那就行了。
这种译文不能纯用八大家,最好是利用骈散夹杂的文体,伸缩比较自由,不至于为格调所拘牵,非增减字句不能成章,而且这种文体看去也有色泽,因近雅而似达,所以易于讨好。
这类译法似乎颇难而实在并不甚难,以我自己的经验说,要比用白话文还容易得多,至少是容易混得过去,不十分费力而文章可以写得像样,原意也并不怎么失掉,自己觉得满足,读者见了也不会不加以赏识的。
这可以说是翻译的成功捷径,差不多是事半而功倍,与事倍功半的白话文翻译不可同年而语。
我们于一九零九年译出《域外小说集》二卷,其方法即是如此,其后又译了《炭画》与《黄蔷薇》,都在辛亥以前,至民国六年为《新青年》译小说,始改用白话文。
文言译书不很费力而容易讨好,所以于译者有利,称曰为自己而翻译,即为此故,不过若是因为译者喜欢这本原书,心想介绍给大家去看,那么这是为译书而翻译了,虽然用文言译最有利益,而于读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话文译去,亦正是不得已也。
至于说到外国文这一边,那就没有几句话即可说了。
我想在原则上最好是直接译,即是根据原书原文译出,除特别的例外在外,不从第二国语重译为是。
可是这里有几个难问题。
一,从第二国语重译常较直接译为容易,因原文有好些难解的熟语与句法,在第二国语译本多已说清,而第二国语固有的这些难句又因系译文之故多不滥用,故易于了解。
要解除这个困难,应于原文原书之外,多备别国语的译本以备参考比较。
二,外国语的智识不深,那时不识艰难,觉得翻译不很难,往往可以多有成绩,虽然错误自然也所不免,及至对于这一国语了解更进,却又感到棘手,就是这一句话,从前那么译了也已满意了,现在看出这里语气有点出入,字义有点异同,踌躇再四,没有好办法,结果只好搁笔。
这样的例很是普通,有精通外国语的前辈谦虚的说没法子翻译,一生没有介绍过他所崇拜的文人的一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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