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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职业，如文学艺术，既无权力又难沉默，麻烦自然就大了。

嫉妒可能是这块土地上最忠于职守的神灵，连夜间也不愿意合眼，四处搜索，绝不放过一个疑点。

鲁迅早就叹息，在中国，“有什么稍稍显得突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

。

因此，这里确确实实联系到了反思中华文明的大课题。

由长久的社会观念沉淀成了心理习惯，又由心理习惯沉淀成了群体人格，这便是前辈哲人为之垂泪、为之呼号的国民性。

从根本上说，中华文明的是是非非已经不是书库里的陈旧典籍，经过几千年的过滤筛选，早就生长在每个人的身上。

今天的嫉妒

我们终于走到了可以向嫉妒发起全面挑战的时代，然而这也是嫉妒最猖狂的时代。

这二十年，我们看到了，社会在试演过种种整齐的仪式后，终于寻找到了最真实的动力，生命力的多元释放形成了巨大的能源，历史开始变得通体活跃，任何包括嫉妒在内的心理痼疾都成了必须冲破的障碍。

然而，正因为这样，嫉妒在各色人等的大起大落中找到了最有刺激性的素材。

不少突然失去了“大一统”

和“大锅饭”

护佑的慌乱人群以听众的身份，为嫉妒话语提供了演讲台。

让新兴的社会机制在这样的演讲台前变得风雨飘摇，还是让这样的演讲台在新兴的社会机制前变得风雨飘摇？这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次选择。

嫉妒需要方位，可喜的是，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嫉妒失去了这种方位。

不仅对象不见了，连评判的坐标也找不到了，于是嫉妒不再成为有的放矢的杀手，而是成了一团阴郁飘浮的云气，不知去撞击哪座山头，覆盖哪个树林——就凭这一点，我们也要为社会变革喝彩，目送着那团嫉妒的云气在我们头顶尴尬飘过。

记得十多年前，在许多学校的教研室里，不少中老年教师总在闪闪烁烁地批评青年教师急于发表长篇论文，不甘心长期充当绿叶，来衬托他们这些不在乎什么论文的红花；但话音未落，青年教师已经出国；于是批评他们崇洋媚外，然而没过多久青年教师却已学成归来；接下来必然是抱怨青年教师在待遇、职称上得利太多，但青年教师又已辞职……嫉妒的脚步再快，也追不上社会变化的脚步，这实在是一种吉兆。

要是嫉妒的脚步更快，截在半道上，那就大事不妙。

在上海街坊邻里间，家家户户长期处于互相窥探之中，连这家多炒了两个菜，那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都成为嫉妒的目标，不知多少争吵由此而生。

但是这些年，住房拆迁、下岗转岗、股市升泻、兼并破产，各家各户都在狂飙突转中日新月异，嫉妒的蝙蝠不知该落在哪一根梁柱上？

只能去寻找变动不大的房舍和梁柱了，虽然已经很少，但毕竟还有。

例如那些不处于社会转型主体部位的角落，那些被社会改革家们暂时冷落不想立即清理或拆卸的部分，那些曾经有过文雅的声誉现在还能引起人们宽容惯性的领域，那些派别林立、关系错综却又对国计民生并无大碍的方位。

在那里，嫉妒还能找到自己熟悉的发泄口道，而且由于其他地方的堵塞而空前汹涌。

外人和后人如果不小心一眼看到这样的角落，一定惊诧莫名。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特殊的阶段：旧式的嫉妒已构不成力量，新式的嫉妒尚未获得资格。

这样的历史阶段，对于群体心理的重构至关重要。

很多年前读雨果夫人关于法国大革命前后巴黎社会心理的回忆，感触很深，那也是一个破旧立新两未靠岸的奇异时期，什么怪事都会发生。

仅仅为了雨果那部并不太重要的戏剧作品《欧那尼》，法国文坛一切不愿意看到民众向雨果欢呼、更不愿意自己在新兴文学前失去身份的人们全都联合起来了，好几家报刊每期都在嘲讽雨果欠缺学问、违反常识、背离古典、刻意媚俗，在嘲讽的同时又散布大量谣言，编造种种事端。

有的评论家预测了作品的惨败，有的权威则发誓决不去观看演出。

待到首演那天，这些人抵挡不住心痒还是去了，坐在观众席里假装只想看报纸不想看舞台，但又不时地发出笑声、嘘声来捣乱，也算是与雨果打擂台。

对嫉妒来说，人们对它的无视，比人们对它的争辩更加致命。

尽管当时也有一些人为了对雨果的评价发生了决斗，但对嫉妒者最残酷的景象是：广大民众似乎完全没有把他们的诽谤放在眼里，《欧那尼》长久火爆，直到因女主角累病而停演。

更有趣的是，八年后，《欧那尼》复演，全场已是一片神圣的安静。

散场后雨果夫人在人群中听到一段对话，首先开口的那一位显然是八年前的嫉妒者，他说：“这不奇怪，雨果先生把他的剧本全改了。”

他身边的一位先生告诉他：“不，剧本一字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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