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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年，朱熹被免职，他的学生也遭逮捕，有一个叫余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处死朱熹：

枭首朝市，号令天下，庶伪学可绝，伪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

不然，作孽日新，祸且不测，臣恐朝廷之忧方大矣。

又过一年，“伪学”

进一步升格为“逆党”

，并把朱熹的学生和追随者都记入“伪学逆党籍”

，多方拘捕。

朱熹虽然没有被杀，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着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一个个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里实在不是味道。

但是，他还是以一个教育家的独特态度来面对这一切。

例如一一九七年官府即将拘捕他的得意门生蔡元定的前夕，他闻讯后当即召集一百余名学生为蔡元定饯行，席间有的学生难过得哭起来了，而蔡元定却从容镇定，为自己敬爱的老师和他的学说去受罪，无怨无悔。

朱熹看到蔡元定的这种神态很是感动，席后对蔡元定说：“我已老迈，今后也许难得与你见面了，今天晚上与我住在一起吧。”

这天晚上，师生俩在一起竟然没有谈分别的事，而是通宵校订了《参同契》一书，直到东方发白。

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后杖枷三千里流放，历尽千难万苦，死于道州。

一路上，他始终记着那次饯行，那个通宵。

世间每个人都会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却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学生的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后跑道。

既然学生死得像个学生，那么教师也就更应该死得像个教师。

蔡元定死后的第二年，一一九八年，朱熹避居东阳石洞，还是没有停止讲学，有人劝他，说朝廷对他正虎视眈眈呢，赶快别再召集学生讲课了，他笑而不答。

直到一一九九年，他觉得真的已走到生命尽头了，自述道：“我越来越衰弱了，想到那几个好学生都已死于贬所，而我却还活着，真是痛心，看来支撑不了多久了。”

果然这年三月九日，他病死于建阳。

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

他晚年所受的灾难完全来自于他的学术和教育事业，对此，他的学生们最清楚。

当他的遗体下葬时，散落在四方的学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纷纷赶来，官府怕这些学生议论生事，还特令加强戒备。

不能来的也在各地聚会纪念：“讣告所至，从游之士与夫闻风慕义者，莫不相与为位为聚哭焉。

禁锢虽严，有所不避也。”

（《行状》）辛弃疾在挽文中写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

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果然不久之后朱熹和他的学说又备受推崇，那是后话，朱熹自己不知道了。

让我振奋的不是朱熹死后终于被朝廷所承认，而是他和他的学生面对磨难竟然能把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看似普通的称呼背后所蕴藏的职责和使命表现得如此透彻，如此漂亮。

在我看来，蔡元定之死和朱熹之死是能写出一部相当动人的悲剧作品来的。

他们都不是死在岳麓书院，但他们以教师和学生的身份走向死亡的步伐是从岳麓书院迈出的。

朱熹去世三百年后，另一位旷世大学问家踏进了岳麓书院的大门，他便是我的同乡王阳明先生。

王阳明先生刚被贬谪，贬谪地在贵州，路过岳麓山，顺便到书院讲点学。

他的心情当然不会愉快，一天又一天在书院里郁郁地漫步，朱熹和张栻的学术观点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于岳麓书院，他不能不重新对这两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后吐出悠悠的诗句：“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

是的，在这里，时隔那么久，具体的学术观点是次要的了，让人反复缅思的是一些执著的人和一项不无神圣的事业。

这项事业的全部辛劳、苦涩和委屈，都曾由岳麓书院的庭院见证和承载，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潜身而入时所看到的那份空旷和寥落。

空旷和寥落中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神圣，我轻轻一嗅，就改变了原定的旅程。

当然我在这个庭院里每次都也嗅到一股透骨的凉气。

本来岳麓书院可以以它千年的流泽告诉我们，教育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素质是一种历时久远的磨砺，但这种积累和磨砺是不是都是往前走的呢？如果不是，那么，漫长的岁月不就组接成了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哀？你看我初次踏进这个庭院的当时，死了那么多年的朱熹又在遭难了，全国性的毁学狂潮，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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