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一死，避暑山庄热闹了好些天。
各种政治势力围着遗体进行着明明暗暗的较量。
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辛酉政变”
的行动方案在山庄的几间屋子里制定，然后，咸丰的棺木向北京启运了，刚继位的小皇帝也出发了，浩浩荡荡。
避暑山庄的大门又一次紧紧地关住了，而就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间，很快站出来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女子，她将统治中国数十年。
她就是慈禧，离开了山庄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又下了一道命令，说热河避暑山庄已经几十年不用，殿亭各宫多已倾圮，只是咸丰皇帝去时稍稍修治了一下，现在咸丰已逝，众人已走，“所有热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
这个命令，与康熙不修长城的谕旨前后辉映。
康熙的“长城”
也终于倾坍了，荒草凄迷，暮鸦回翔，旧墙斑驳，霉苔处处，而大门却紧紧地关着。
关住了那些宫殿房舍倒也罢了，还关住了那么些苍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
在康熙看来，这儿就是他心目中的清代，但清代把它丢弃了，于是自己也就成了一个丧魂落魄的朝代。
慈禧在北京修了一个颐和园，与避暑山庄对抗，塞外朔北的园林不会再有对抗的能力和兴趣，它似乎已属于另外一个时代。
康熙连同他的园林一起失败了，败在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建立过什么功业的女人手里。
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清朝从此阴气重重、劣迹斑斑。
当新的一个世纪来到的时候，一大群汉族知识分子向这个政权发出了毁灭性声讨，民族仇恨重新在心底燃起，三百年前抗清志士的事迹重新被发掘和播扬。
避暑山庄，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邪恶的象征，老老实实躲在远处，尽量不要叫人发现。
五
清朝灭亡后，社会震荡，世事忙乱，人们也没有心思去品咂一下这次历史变更的苦涩厚味，匆匆忙忙赶路去了。
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而死，才让全国的有心人肃然沉思。
王国维先生的死因众说纷纭，我们且不管它，只知道这位汉族文化大师拖着清代的一条辫，自尽在清代的皇家园林里，遗嘱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
他不会不知道明末清初为汉族人是束发还是留辫之争曾发生过惊人的血案，他不会不知道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这些大学者的慷慨行迹，他更不会不知道按照世界历史的进程，社会巨变乃属必然，但是他还是死了。
我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王国维先生并不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尽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王国维先生实在无法把自己为之而死的文化与清廷分割开来。
在他的书架里，《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乾嘉学派、纳兰性德等等都把两者连在一起了，于是对他来说，衣冠举止，生态心态，也莫不两相混同。
我们记得，在康熙手下，汉族高层知识分子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已开始与朝廷产生某种文化认同，没有想到的是，当康熙的政治事业和军事事业已经破败之后，文化认同竟还未消散。
为此，宏才博学的王国维先生要以生命来祭奠它。
他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
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
但清末又是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国维先生祭奠的该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清代只是他的落脚点。
王国维先生到颐和园这也还是第一次，是从一个同事处借了五元钱才去的。
颐和园门票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开山庄紧闭的大门。
今天，我面对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影。
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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