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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当时江南地区好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于“削发”

之争，即汉人历来束发而清人强令削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的地步。

头发的样式看来事小却关及文化生态，结果，是否“毁我衣冠”

的问题成了“夷夏抗争”

的最高爆发点。

这中间，最能把事情与整个文化系统联系起来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蛮的差别，并把“鞑虏”

与野蛮连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

老百姓的头发终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还在拼死坚持。

著名大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门生，另一位著名大学者黄宗羲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余姚家乡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学者顾炎武比黄宗羲更进一步，武装抗清失败后还走遍全国许多地方图谋复明，最后终老陕西……这些一代宗师如此强硬，他们的门生和崇拜者们当然也多有追随。

但是，事情到了康熙那儿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文人们依然像朱耷笔下的秃鹫，以“天地为之一寒”

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却奇怪地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

开始大家以为是一种笼络人心的策略，但从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

他在讨伐吴三桂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级官员以“崇儒重道”

为目的，向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

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

。

这次被保荐、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后来录取了五十人。

其中有傅山、李颙等人被推荐了却宁死不应考。

傅山被人推荐后又被强抬进北京，他见到“大清门”

三字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如此行动康熙不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

。

他回乡后不准别人以“中书舍人”

称他，但这个时候说他对康熙本人还有多大仇恨，大概谈不上了。

李颙也是如此，受到推荐后称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绝食相抗，别人只得作罢。

这事发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岁，没想到二十五年后，五十余岁的康熙西巡时还记得这位强硬的学人，召见他。

他没有应召，但心里毕竟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派儿子李慎言作代表应召，并送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给康熙。

这件事带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

与李颙相比，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

这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

与李颙一样，自己出面终究不便，由儿子代理，黄宗羲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局，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

你看，即便是原先与清廷不共戴天的黄宗羲、李颙他们，也觉得儿子一辈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过日子了。

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

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得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政治军事，不过是文化的外表罢了。

黄宗羲不是让儿子参加康熙下令编写的《明史》吗？编《明史》这事给汉族知识界震动不小。

康熙任命了大历史学家徐元文、万斯同、张玉书、王鸿绪等负责此事，要他们根据《明实录》如实编写，说“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实事”

，他还多次要大家仔细研究明代晚期破败的教训，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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