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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文学家的记念（第1页）

今年里恰巧有三个伟大人物的诞生一百年记念，因此引起了我的一点感想来。

记念，——就是限定在文艺的国土内，也是常有的事，即如世间大吹大擂的但丁六百年记念，便是其一。

但是现在所说的三个人，并非文艺史上的过去的势力，他们的思想现在还是有生命有意义，是现代人的悲哀而真挚的思想的源泉，所以更值得记念。

这三个人是法国的弗罗倍尔（flaubert），俄国的陀思妥也夫斯奇（dostojevski），法国的波特来耳（baudelaire）。

弗罗倍尔的生日是十二月十二日，在三人中他最幼小，但在事业上却是他最早了。

他于一八五六年发表《波伐理夫人》，开自然主义的先路，那时陀思妥也夫斯奇还在西伯利亚做苦工，波特来耳的《恶之华》也正在草稿中呢。

他劳作二十年，只成了五部小说，真将生命供献于艺术，可以说是文艺女神的孤忠的祭司。

人生虽短而艺术则长。

他的性格，正如丹麦批评家勃兰特思所说，是用两种分子合成：“对于愚蠢的火烈的憎恨，和对于艺术的无限的爱。

这个憎恨，与凡有的憎恨一例，对于所憎恨者感到一种不可抗的牵引。

各种形式的愚蠢，如愚行迷信自大不宽容，都磁力似的牵引他，感发他。

他不得不一件件的把他们描写出来。”

他不是厌世家，或虚无主义者，却是一个愚蠢论者（imbecilist），这是怎样适切的一个社会批评家的名称呵！

他又梦想斯芬克思（sphinx）与吉迈拉（chimaira）——科学与诗——的拥抱，自己成了冷静而敏感，爱真与美的“冷血的诗人”

。

这冷血的诗人两个字，以前还未曾联合在一处，在他才是初次；他不但不愧为莫泊桑之师，也正是以后与当来的诗人之师了。

陀思妥也夫斯奇生于俄历十月三十日，即新历的十一月十一日。

他因为读社会主义的书，被判处死刑，减等发往西伯利亚苦工十年。

饥寒，拷打，至发颠痫，又穷困以至于死，但是他不独不绝望厌世，反因此而信念愈益坚定，造成他独一的爱之福音。

文学上的人道主义的思想的极致，我们不得不推重陀思妥也夫斯奇，便是托尔斯泰也还得退让一步。

他所做的长短十几篇的小说，几乎无一不是惊心动魄之作。

他的创作的动机正如武者小路所说，是“从想肯定人生的这寂寞与爱而生的。

……陀思妥也夫斯奇的最后的希望，是从他想怎样的不要把生而为人的事当作无意味的事情这一个努力而来的”

。

安特来夫在《小人物的自白》中说，“我对于运命唯一的要求，便是我的苦难与死不要虚费了。”

这也可以说是陀思妥也夫斯奇的要求。

他在小说里写出许多“被侮辱与损害的人”

；他们虽然被人踏在脚下成了一块不干净的抹布，但“他那湿漉漉的摺叠中，隐藏着灵妙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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