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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2页）

平常时候，也许可以考虑“良禽择木”

，然而一旦面临家国危机之时，忠贞总是获得最高礼赞，所谓“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而在传统文化中受到高度推崇的“正气”

亦与伦常紧密相关，文天祥《正气歌》里说道“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三纲常系命，道义为之根”

。

关于责任，中国的国家概念是父权文化的体现，家国的君父对子民具有无上地位，而子民对家国更多的是强调义务而非权利，强调承担责任而非个人情感（当然也会因为教育之故使责任上升为情感），这种责任同样特别表现在内忧外患之时，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小说中的几位年轻主人公就是生在这种“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的时代，多少年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这个家国面临存亡危机的时刻去逃避。

即使家族和国家留给他们的都是苦难的回忆，家族里的夏楚加身、家法凌辱，国家里哀鸿遍野、焦土硝烟的现实，都是令人窒息的，人如同在苦海里挣扎不到岸。

杨小七说“生在杨家是你我的悲哀，生为中国人也是你我的无奈，尤其是在这个内忧外患沧海横流的世道”

。

厌恶这个丑陋的家国，不只是要离家，还要去国，要逃开、逃得远些，眼不见，心不烦，去寻找自由的空气。

但是，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黄皮肤黑眼睛的血脉桎梏，以及因之而来的沉重责任。

于是在家族危亡、外侮压境的时刻，他们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所以杨小七甘受家法折磨回来解龙城之危，杨汉辰一肩担起家族与龙城的责任，胡子卿（原型张学良）也回到东北军的帐下，他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来扮演他们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应该扮演的角色。

而在这个舞台上，他们作为家族长子、国家顶梁柱，注定都是要去唱压轴的“角儿”

，要是唱砸了，那就倒台了。

用胡子卿的话说，他们注定“被人生生扯了桅杆做成了大船上的帆，被无端的挂到高高的桅杆上，若生来是块儿寻常的布，给人做衣裳，绷不住劲儿，顶多漏个窟窿不好看，补补也无大碍；若是做了船上的风帆，绷不住劲儿扯了，就是船毁人亡的大事。

再若赶上个大风大浪的光景，怕是全船人的性命和整条船都要毁在这帆上。”

因为戏份重，责任大，所以一切对他们的苛责过甚、严酷到不近人情的家法锤炼就都有了几分附丽的依据。

除非有一天，四海升平，海清河晏，人人过上平静的日子，再没有生死存亡的争斗，那时候怕就没了这么多血泪，也就没了这么些莫名其妙的责任。

但是在此刻，身为长子的责任，家国的期望，从小接受的教育，终于限制了一代贵族子弟内心深处付出一切也想要去追寻的梦想。

他们并非没有接触过新鲜的理论，杨小七曾经留学美国，胡子卿从小混迹于基督教会，杨汉辰偷偷读过《新青年》等进步杂志，而杨汉威更是看过各种“赤色”

资料，但正如杨小七所言：他们仿佛站在一扇门中，放眼外面的世界，明明知道美好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甚至也知道该如何去做，但脚步却始终无法迈出那道门槛。

身份和多少年的教育决定了他们在两种思想的夹缝中无望挣扎，成为一代悲剧人物。

所以身为军阀世家子弟的小七虽然暗中帮助孙文的南方政府，但终究不会背叛杨家，子卿虽然为抗日大业计发动“西安事变”

，却又自甘以半生自由去赎背叛之罪，而汉辰虽然在龙城战役中与“赤党”

密切合作、宁可自刺双目也不愿打内战，但却在何长官退守台湾之时毅然跟随，他们都放弃了“良禽择木”

的机会。

如同于远骥所言，自古英雄如美人，也是要讲忠贞的，这同“自由”

、“民主”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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