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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3页）

“我”

的生活世界被描写得狭小晦暗却充满质感，“我”

的家族史则由壮丽瑰奇的语言建构成一个虚构感很强的历史乌托邦，它虽然充满具体的情景，却总被“我想”

、“我确信”

之类的插入语纳入一个纯粹的假想境界，强化它的虚空不实。

描绘现实世界时多用实体性物质性语汇，密度极大，意象凡庸，家长里短；描绘历史的想象世界时大量挥洒诗意幻觉性词汇，意象稀疏、鲜艳、雄伟、空灵，由此产生出强烈的对比效果，现代人生存的窘迫和无奈跃然纸上。

对乌托邦式的“历史”

图景的描绘，成为王安忆背向现代都市的一次理想逃亡。

在这场逃亡中，“祖先”

符码意义单纯，代表作者的理想真实——野性、自由、广阔、英雄气概。

他们在名目不同、面目相似的战争中，拖着一长串古怪的名字，横枪跃马，景象壮观，却意义单一而重复。

这些祖先仅仅作为一些过程性的血缘链，为了“科学完整”

地将最初无名祖先的血缘传递至“我”

而存在。

这样，“我”

的“横向的人生关系”

和“纵向的生命关系”

的建立和描述就缺少一个发自血肉和心灵的生命追索贯穿其中，而仅只成为一种处于生命核心外部的知性探求，和一种单一的“叙事技术”

的操练。

王安忆未能从往事经验的叙述中提炼出照亮今天的存在体验。

而对“我”

的人生经历中一幕幕表象化的生活场景的热衷，则遮蔽了其内在灵魂的贫乏，从而使现实生活叙述和“祖先”

叙述一样，成为旁观性的而非沉入性的表达。

王安忆的这句话道出了她构筑这个精神乌托邦的初衷：“我们错过了辉煌的争雄的世纪，人生变得很平凡。

我只得将我的妄想寄托于寻根溯源之中。”

（王安忆：《纪实和虚构》，第1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在这场向乌托邦的逃亡中，技术化的智力运作转移了她真实的存在焦灼，而仅仅将其转化为生存性的写作焦虑。

随着写作的高速行进，随着对乌托邦理想的不断强调性描绘，这种写作焦虑（“怎么写？写什么？”

的焦虑）被化解，根本性的存在焦虑亦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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