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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中止一下倒吸冷气的声音，便把脸转向他们，随口问他们将会去中国什么地方，他们的回答译员翻不出来，只能请他们写，写在纸条上的字居然是“慈溪——上林湖”

！

我无法说明慈溪也是我的家乡，因为这会使刚才还在为余姚喝彩的日本朋友疑惑不解，但我实在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告诉两位陶艺专家：“上林湖，是我小时候三天两头去玩水的地方。”

两位陶艺专家惊讶地看了我一眼，从口袋里取出一叠照片，上面照的全是陶瓷的碎片。

——一点不错，这正是我当年与小朋友一起从湖底摸起，让它们在湖面上跳跃奔跑的那些碎片！

两位陶艺专家告诉我，据他们所知，上林湖就是名垂史册的越窑所在地，从东汉直至唐、宋，那里曾分布过一百多个窑场，既有官窑又有民窑，国际陶瓷学术界已经称上林湖为举世罕见的露天青瓷博物馆。

我专注而又失神地听着，连点头也忘了。

竟然是这样！

一个从小留在心底的谜，轻轻地解开于异国他乡。

谜底的辉煌，超过我曾经作过的最大胆的想象。

想想从东汉到唐、宋这段漫长的风华年月吧，曹操、唐明皇、武则天的盘盏，王羲之、陶渊明、李白的酒杯，都有可能烧成于上林湖边。

家乡细洁的泥土，家乡清澈的湖水，家乡热烈的炭火，曾经铸就过无数美丽的载体，天天送到那些或是开朗、或是苦涩的嘴边。

这便是我从小就想寻找的属于故乡的“大器”

吗？我不知道今天上林湖边，村民们是否还在用易碎的粗瓷饭碗，不知道今天上林湖底，是否还沉积着那么多碎片，听这两位日本陶艺专家说，这些碎片现今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极其昂贵。

六

从日本回来后，我一直期待着一次故乡之行，对于一个好不容易修补起来了的家乡，我不应该继续躲避。

正好余姚市政府聘请我担任文化顾问，我就在今年秋天回去了一次。

一直好心陪着我的余姚乡土文化的研究者姚业鑫先生执意要我在进余姚城之前先去看看河姆渡博物馆，博物馆馆长邵九华先生为了等我，前一夜没有回家，在馆中过夜。

两位学者用余姚话给我详细介绍了河姆渡的出土文物，那一些是足够写几篇大文章的，留待以后吧；我在参观中最惊讶的发现是，这儿，七千年前，人们已经有木构建筑，已经在摘食杨梅，已经在种植稻谷，已经在烧制炊具，甚至在陶甑所盛的香喷喷白米饭上已经有可能也盖着一层霉干菜！

有的学者根据一个陶碗上所刻的驯良的野猪图形，判断当时的河姆渡人不仅烧食猪肉，而且极有可能正是由霉干菜烧成。

难道故乡的生态模式，早在七千年前就已经大致形成？如此说来，七千年过得何其迅速又何其缓慢。

我在河姆渡遗址上慢慢地徘徊，在这块小小的空间里，漫长的时间压缩在一起，把洋洋洒洒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历史故事压缩在泥土层的尺寸之间。

我想，文明的人类总是热衷于考古，就是想把压缩在泥土里的历史扒剔出来，舒展开来，窥探自己先辈的种种真相。

那么，考古也就是回乡，也就是探家。

探视地面上的家乡往往会有岁月的唏嘘、难言的失落，使无数游子欲往而退；探视地底下的家乡就没有那么多心理障碍了，整个儿洋溢着历史的诗情、想象的愉悦。

我把这个意思说给了陪着我的两位专家听，他们点头，但转而又说，探视地底下的家乡也不轻松。

我终于约略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就在我们脚下，当一批批七千年前的陶器、木器、骨器大量出土引起人们对河姆渡的先人热烈欢呼的时候，考古学者在陶釜和陶罐里发现了煮食人肉的证据，而且，煮食的是婴儿。

多么不希望是这样，他们郑重地请来了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教授，老教授亲自鉴定后作出了确证无疑的结论。

此外，又挖掘出了很多无头的骨架，证明这里盛行过可以称为“猎首”

的杀人祭奠仪式。

当然这一切绝不仅仅发现在河姆渡遗址中，但这儿的发现毕竟说明，使故乡名声大震的悠久文化中包含着大量无法掩饰的蒙昧和野蛮。

可以为祖先讳，可以为故乡讳，但讳来讳去只是一种虚假的安慰。

远古的祖先在地底下大声咆哮：儿孙们，让我真实，让我自在，千万别为我装扮！

于是，远年的荣耀负载出远年的恶浊，精美的陶器贮存着怵目的残忍。

我站在这块土地上离祖先如此逼近，似乎伸手便能搀扶他们，但我又即跳开了，带着恐惧和陌生。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蒙昧——野蛮——文明这三个段落，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普遍阶梯。

文明是对蒙昧和野蛮的摆脱，人类发展的大过程如此，每个历史阶段的小过程也是如此。

王阳明他们的产生，也同样是为了摆脱蒙昧和野蛮吧，摆脱种种变相的食人和猎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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