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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上海人成了无根无基的一群，不知自己从何而来，不知自己属于哪块土地，既得意洋洋又可怜兮兮。

由此倒羡慕起那些到老仍不改乡音的前辈，他们活生生把一个故乡挂在嘴边，一张口，就告示出自己的生命定位。

我天天讲上海话，后来随着我生存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则开始把普通话作为交流的基本语言，余姚话隐退得越来越远，最后已经很难从我口中顺畅吐出了。

我终于成为一个基本上不大会说余姚话的人，只有在农历五月杨梅上市季节，上海的水果摊把一切杨梅都标作余姚杨梅在出售的时候，我会稍稍停步，用内行的眼光打量一下杨梅的成色，脑海中浮现出上林湖的水光云影，但一转眼，我又汇入了街市间雨点般的脚步。

故乡，就这样被我丢失了。

故乡，就这样把我丢失了。

四

重新捡回故乡是在上大学之后，但捡回来的全是碎片。

我与故乡做着一种捉迷藏的游戏：好像是什么也找不到了，突然又猛地一下直竖在眼前，正要伸手去抓却空空如也，一转身它又在某个角落出现……

进大学后不久就下乡劳动，那年月下乡劳动特别多，上一趟大学有一半多时间在乡下。

那乡下当然不是我的故乡，同样的茅舍小河，同样的草树庄稼，我却没完没了地在异乡的泥土间劳作，那么当初又为什么离乡呢？正这么想着，一位同样是下乡来劳动的书店经理站到了我身边，他看着眼前的土地好一会儿不说话，终于轻轻问我：“你是哪儿人？”

“余姚。

浙江余姚。”

我答道。

“王阳明的故乡，了不得！”

当年的书店经理有好些是读了很多书的人，他好像被什么东西点燃了，突然激动起来，“你知道吗，日本有一位大将军一辈子裤带上挂着一块牌，上面写着‘一生崇拜王阳明！

’连蒋介石都崇拜王阳明，到台湾后把草山改成阳明山！

你家乡现在大概只剩下一所阳明医院了吧？”

我正在吃惊，一听他说阳明医院就更慌张了，“什么？阳明医院？那是纪念王阳明的？”

原来我从小不断从村民口中听到的“养命医院”

竟然是这么回事！

我顾不得书店经理了，一个人在田埂上呆立着，为王阳明叹息。

他狠狠地为故乡争了脸，但故乡并不认识他，包括我在内。

我，王阳明先生，比你晚生五百多年的同乡学人，能不能开始认识你，代表故乡、代表后代，来表达一点歉疚？

从此我就非常留心有关王阳明的各种资料。

令人生气的是，当时大陆几乎所有的书籍文章只要一谈及王阳明都采取否定的态度，理由是他在哲学上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在政治上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是双料的反动。

我不知道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有哪一位真正堪称第一流的大学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又坚定地站在农民起义一边的，我只觉得有一种非学术的卫护本能从心底升起：怎么能够这样欺侮我们余姚人！

得了他多少年的声名还痛骂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点点滴滴地搜集与他有关的一切，终于越来越明白，即使他不是余姚人，我也会深深地敬佩他，而正因为他是余姚人，我由衷地为他和故乡骄傲。

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寥若晨星。

三国时代曹操、诸葛亮都能打仗，文才也好，但是在文化的综合创建上毕竟未能俯视历史；身为文化大师而又善于领兵打仗的有谁呢？宋代的辛弃疾算得上一个，但总还不能说他是杰出的军事家。

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才能让奇迹真正地产生。

王阳明是无可置疑的军事天才，为了社会和朝廷的安定，他打过起义军，也打过叛军，打的都是大仗，从军事上说都是独具谋略、娴于兵法、干脆利落的漂亮动作，也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军事行为。

明世宗封他为“新建伯”

，就是表彰他的军事贡献。

我有幸读到过他在短兵相接的前线写给父亲的一封问安信，这封信，把连续的恶战写得轻松自如，把复杂的军事谋略和政治谋略说得如同游戏，把自己在瘴疠地区终于得病的大事更是毫不在意一笔带过，满纸都是大将风度。

《明史》说，整个明代，文臣用兵，没有谁能与他比肩。

但他又不是一般的文臣，而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因此他的特殊性就远不止在明代了。

我觉得文臣用兵真正用到家的还有清代的曾国藩，曾国藩的学问也不错，但与王阳明比显然还差了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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