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
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
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
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
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词，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
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
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的吧！
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
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试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
一切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
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
但是，在牢房里，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
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惟一的办法就是承认。
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
，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
字样，是讽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
，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
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
，审问者有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
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
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
试想，把皇帝说成“吴儿”
，把兴修水利说成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
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
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
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诗文。
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
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了，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他的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
，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
，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