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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

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

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

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

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

，“初无学术，滥得时名”

，“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

，等等。

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了。

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

。

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元素：妒忌。

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

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圭。

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

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

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

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

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

皇帝问：“何以见得？”

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

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

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

这个王圭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

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

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

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

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

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

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

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子”

的恶作剧心理。

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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