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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山间出现过的书院很多，延续状态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岳麓书院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合理的。

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

，山长这个称呼听起来野趣十足，正恰与书院所在的环境相对应，但据我看来，这个称呼还包含着对朝廷级别的不在意，显现着幽默和自在，尽管事实上山长是在道德学问、管理能力、社会背景、朝野声望等方面都非常杰出的人物。

他们只想好生管住一座书院，以及满山的春花秋叶、夏风冬月，管住一个独立的世界。

名以山长，自谦中透着自傲。

山长薪俸不低，生活优裕，我最近一次去岳麓书院还专门在历代山长居住的百泉轩流连良久，那么清丽优雅的住所，实在令人神往。

在山长的执掌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

这样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书院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程簿”

上，山长定期亲自抽查。

课程内容以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即小学）为主，也要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到了清代晚期，则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可以想象，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

直到外患内忧十分深重的一八四〇年，冯桂芬还在《重儒官议》中写道：

今天下惟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为最。

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

这种响彻户外的书声，居然在岳麓山的清溪茂林间回荡了上千年！

在这种气氛中，岳麓书院的教学质量一直很高，远非官学所能比拟。

早在宋代，长沙一带就出现了三个公认的教学等级：官办的州学学生成绩优秀者，可以升入湘西书院；在湘西书院里的高材生，可升入岳麓书院。

在这个意义上，岳麓书院颇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研究生院，高标独立，引人仰望。

办这样一个书院，钱从哪儿来呢？仔细想来，书院的开支不会太小，在编制上，除山长外，还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监院、首事、斋长、堂长、管干等教学行政管理人员，还要有相当数量的厨子、门夫、堂夫、斋夫、更夫、藏书楼看守、碑亭看守等勤杂工役，这些人都要发给薪金；每个学生的吃、住、助学金、笔墨费均由书院供给，每月数次考核中的优胜者还要发放奖金；以上还都是日常开支，如果想造点房子、买点书、整修一个苑圃什么的，花费当然就更大了。

书院的上述各项开支，主要是靠学田的收入。

所谓学田，是指学院的田产。

政府官员想表示对书院的重视，就拨些土地下来，有钱人家想资助书院，往往也这么做，而很少直接赠送银两。

书院有了这些田，就有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即便是改朝换代，货币贬值，也不太怕了。

学田租给人家种，有田租可收，一时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让死钱变成活钱。

从现存书院的账目看，书院的各项开支总的说来都比较节俭，管理十分严格，绝无奢靡倾向。

而学田的收入又往往少于支出，那就需要向官府申请补助了。

我想，那些划给书院的土地是很值得自豪的，一样是黑色的泥土，一样是春种秋收，但千百年来却是为中国文化、为华夏英才提供着滋养，这与它们近旁的其他土地有多么的不同啊。

现在我的案头有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书中谈到书院的学田，说书院借着学田“以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收入作为常年经费”

，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按照这种思维逻辑，地租和典息都是“剥削收入”

，书院以此作为常年经费也就逃不脱邪恶了。

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小农意识，宁肯不要教学和文化！

中国的土地那么大，可以任其荒芜，可以沦为战场，只是划出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小块而搞成了一项横贯千年的文明大业，竟还有人不高兴，这并不是笑话，而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事实。

中国的教学和文化始终阻力重重，岳麓书院和其他书院常常陷于困境，也都与此有关。

而我，则很想下一次去长沙时察访一下那些学田的所在，好好地看一看那些极其平常又极其不平常的土地。

三

岳麓书院能够延绵千年，除了上述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人格力量的灌注。

对一个教学和研究机构来说，这种力量便是一种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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