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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

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

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

。

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由于不能贴合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

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

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

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

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

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

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

二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

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

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

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

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

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

两相对应，首尾提挈，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

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

这年他三十四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

他并不想放弃科举，四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

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结，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

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

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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