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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大郑朝的科举同于明制，不考应制诗，第一天考经义、第二天考刑律和小论，第三天考五道策问题。

正经教材就是《四书》《春秋》《左传》《大郑律》《资治通鉴纲要》这几本。

不过当初桓先生看他有学历史的基础，教《春秋》时就给他延伸了一下，不光教他《左传》，同时也授了汉代的《公羊》《谷梁》二传，与北宋胡文定的《胡氏传》、南宋张洽的《张洽传》。

正式考试时却是以《左传》为主，《胡氏传》为辅，甚至《春秋》本经义都考得不多，以后专攻《左传》的话性价比更高。

除此外，还得裁汰一批课外辅导书——他捐了监生，可以不用去考院试，直接乡试起步，前两年买的《小题大全》和院试闱墨就可以扔了。

不过倒不急着买乡试闱墨，因为刚从他们衙门出去的林泉社诸生中，就有一位本地知名的“帖括名士”

于廪生。

帖括名士，也就是时文名士，共分两种：一种是擅长写八股制艺，文名满天下，甚至本人也凭一手好文高中进士的名士；还有一种则是擅长选编时文集，让读者中试的名士。

于廪生当然是后者。

沈举人既跟他约了下个月办文会，到时候他就可以当面问问这位廪生要出什么新选本，再请他帮自己改一下文章。

不管于廪生自己考试的本事如何，他编的教材既然能大受欢迎，就说明他很擅长评判文章，正好帮他把握一下文中的经学思想，看看能不能被本时空的人接受——

他现在没有老师教，自己复习旧笔记也复习不出更高水准。

这武平县的教谕、训导、名士才子他都知道，更没有能跟桓先生比肩的、治《春秋》的大师。

况且……如今他跟桓家的婚事退了，还撕破了脸，以后也不能再跟桓小师兄通信，请他指点自己读书了……

既然如此，他索性就下几篇原先世界的明、清经学论文研究一下，拓展拓展写文思路。

之前他总想着两个世界线不同，理学大师和传下来的文章都有差别，只要照着桓先生教的钻研就行。

可现在想想，反正教材是一样的《四书朱子注》和《春秋》《左传》《胡传》，主流思想也是程朱理学，原世界的明清经学毕竟可以起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

哪怕攻不成，大不了就回头接着看先生留下的讲义、背时文集么。

宋时收拾好书和文章，关紧门户，拿出一沓厚厚的稿纸，打开晋江文献，搜索起了关于明清两代经学、春秋学、八股制艺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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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后衙埋头研究比较不同时代的经学思想，除了命案、灾荒、督运几桩大事，别的都先放开不管。

就这么稍微放了放手，没叫人盯紧林泉社那群书生，他们就闹出了大事——

那群书生从长汀县寻着了桓文，把他的车掀了，带的下人都打了。

那些书生连本地县衙都敢闯，一个礼部侍郎的孙子说打也就打了。

敢打，还敢报名字，什么郎署某官之子，按院某官之侄，某致仕大员之孙，某地布政使族亲……一边数落着桓文放纵刁奴打伤生员、陷害武平知县的令郎的罪名，一边带着不知多少家人、庄户，把桓文带来的家人都打得遍体鳞伤。

两队人当街打架，正好撞上了来汀州府吊考童生的学政方思瀚。

提学御史的本职就是管理这些学生，方大人见着这些生员围车打人，当场就叫随行差役抓人，又叫人从车里抬出桓文，要给他申冤。

桓文来退亲已不占理，强买男娼更不好听，实在不敢喊冤，也不愿回武平县跟宋时对质，带着满身是伤的家人走了。

他作苦主的不肯告状，方大人也就没动板子，只将那群书生都押起来申斥了一顿，问他们为何当街打人。

问了几句，听说知县的儿子叫宋时，倒忽然有所触动，问道：“这个宋时今年几岁？莫不是北直隶保定府人？是济世兄的弟子……”

他有心见见故人的弟子，顺便也申斥武平县主官与教官等人，责他们一个管束不力之罪，索性下了谕单，叫教谕、训导与县令之子宋时一起到府问话。

宋县令听说秀才打架牵连到自己儿子，气得直想把他们抓回来，都剥了功名打板子。

但学政大人在书中提到要见宋时，他也不敢不送人，含着泪把儿子从学海中唤出来，给他说了这桩要命的官司，焦急又担忧地问：“莫不是提学大人要给桓家人撑腰了？亏得你是个捐的监生，裁革不去，若是个秀才可怎么办呢。”

宋时本来挺紧张的，听他父亲这话都有些哭笑不得，一面更衣一面安慰老父：“提学给不给桓家撑腰，咱们都已经被退婚了，再坏又能坏到哪去？学政又不能管县政，插手不到咱们县里，爹爹不必太担心。”

他也不知道这桩官司能打到什么地步，先去户房要了李少笙身份文书的抄本，再备下些银子，带了两身换洗衣裳，就跟教谕和两位还在县里的训导去了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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