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之时，年铸铜币三十亿枚，仍难解钱荒之困。
盖因中原铜币，广受东亚、东南亚乃至中亚诸国青睐，需求之巨，非一国之力所能满足。
大明景泰年间，倭国以白银、珍宝换我大明铜币五千余万枚，此等数目，足令两京宝源局年铸量减半。
大明鼎盛之时，朝贡之国众多，铜币外流之势，更难以遏制。
永乐通宝，更成南亚、东南亚之通用货币，此等荣耀，亦伴隐忧。
朝臣多归咎于海贸，主张禁绝通商，实乃短视之见。
大明手握铸币大权，本应如后世白头鹰般，以货币为利器，缓解内忧外患，奈何错失良机，致经济困顿。
朱由校手持万历通宝，心潮澎湃。
辽东之乱、晋商之祸、西南土司之叛，皆不过癣疥之疾，大明之根本，在于货币与财政之失控。
张居正变法，虽有其功，然亦如饮鸩止渴，货币大权旁落。
故朱由校首务，在于重掌铸币之权，以固国本，兴邦强民。
次日清晨，朱由校与军士共晨练，食毕阅奏，忽问刘时敏：“外间跪谏之臣，尚未离去乎？”
刘时敏恭谨答道：“回皇爷，尚在。
昨日午后至，夜归，今晨复至。”
对此等逼宫戏码，刘时敏已见怪不怪，万历年间，此类事时有发生，更有甚者，缇骑与“矿工”
于承天门前冲突，惊动朝野。
朱由校闻言，眉头微蹙，笑道：“哦？如此执着，倒也有趣。
传旨，选锦衣卫一队，于北红门设棚围栏，让那些劝朕归朝的官员于棚内跪候，免受风雨之苦，亦免士卒冲撞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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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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