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斐
一、
车窗外悬着长方形巨幅广告,在幽暗的隧道里闪闪发光。
一张近日里艺术展的海报,正中央用四四方方的设计过的字体写道:中日韩青年摄影师作品展。
往下一行,用略小几号的黑体字陈列了参展名单;再往下一行,用几乎难以辨认的蝇头小字注明,学术主持:海燕。
于是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雀跃起来了。
这是他们的老师,又不一定是。
自从高尔基的诗传入中国,雷同的名字已经在大街上泛滥成灾。
“海燕”
的学生用感叹号和问号表达自己的惊喜,“我们老师!”
、“我们老师?”
抑或“我们老师?!”
但事实上,可笑的是,他们也许并不常去上她的课,因为课程古板、冗长,如同木乃伊身上的裹尸布。
但他们仍然雀跃起来了,为了某种烂俗的巧合和某种虚荣的可能性。
学术主持:海燕。
地铁到站了,人们鱼贯而入,叮咚,大幕揭开,中华艺术宫站。
一个面色红润的胖子高声谈论起20分钟前刚刚闭馆的三流画展,像个学术主持那样。
车厢里算不上拥挤,但拥挤和窒息是两码事,窒息不是一种切实的触觉。
我向左转,踩到一只中年妇女的廉价皮鞋,那人却视若无睹。
我向右转,和一个打电话的男人面面相觑,“去仓库封上……用胶布别动我的……问问箱子……”
。
当许多只鸟儿一起叽叽喳喳的时候,你是听不清其中一只究竟在啁啾些什么的。
急刹车,人群像浪潮似的倒向一边,唯独有个女人平衡感欠佳,趔趄了一下,随即又恢复原状。
不倒翁故作姿态地捋了捋头发,撇了撇嘴,仿佛刚刚的趔趄有损优雅。
实际上镁光灯不在她身上,没人在关注她,我是说,除了我。
我的视线灯塔似的掠过人群,速写他们的面部特征,谁的眉眼似曾相识,谁的脸蛋又让我垂涎三尺。
但我很清楚,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把这些面孔忘得一干二净,三十秒,十秒,忘了。
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和我四目相撞了。
我听说对视超过七秒便会坠入爱河,可惜的是,我想她并没有看见我,她看见的只是一具,或者是我身后的、肠子一样蠕动着的连接两节车厢之间的软管。
叮咚,我钻出人群,像一条滑溜的泥鳅。
回过头,他们仍旧像潮水般整齐划一,站着、靠着、歪歪扭扭着,好像我从没登上过这班地铁,也从没在他们的身体之间穿行。
我想起坐大巴的时候,身边的位子永远空荡荡的,乘客像安检履带上的行李一样,从我身边漂过,目不斜视。
二十多年来,我的手机、钱包,也从未被偷,不论我把它们放在裤兜还是背包,背包的拉链敞开还是紧咬,从未被偷。
我想这些事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地铁发动了,载着数不清的乘客。
这种把一堆生命打发到一块儿的载体真是妙不可言。
人们步入车厢,车门缓缓关闭,我们便说一班地铁要开走了,而不是一群人即将离去。
看见高楼大厦,我们就说,这幢楼,提到十里长街,我们就说,这条街。
却从不说:这群人。
地铁驶远了,露出深色的玻璃屏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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