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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学事始（第2页）

……然语有之，为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此苦心劳思，辛勤从事，每月凡六七会，每会必集，一无倦怠，相聚译读，所谓不昧者心，凡历一年余，译语渐增，对于彼国事情亦渐自了解，其后如章句疏朗处一日可读十行以上，别无劳苦而能通其意义矣。”

福泽谕吉序云，“书中纪事字字皆辛苦，其中关于明和八年三月五日在兰化先生宅，对tafelanatomia之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洋，茫洋无可倚托，但觉芒然云云以下一节，我辈读之察先人之苦心，惊其刚勇，感其诚挚，未尝不感极而泣。

迂老与故箕作秋坪氏交最深，当时得其抄本，两人对坐，反复读之，至此一节，每感叹呜咽无言而终以为常。”

此并非夸诞之词，求知识者的先驱的言行十分有悲壮的意味，《兰学事始》不仅是医学史文献上一小册子，在日本现代文化发展上更有重大意义者也正以此。

前野宅的翻译事业经过四年的岁月，杉田笔述，凡前后十一易稿，成《解体新书》四卷，于安永三年（一七七四）出版，实为日本西学译书之始。

在十五年前即宝历九年（一七五九）山胁东洋看了刑尸的解剖，作《藏志》一卷，凡剥胸腹图九藏前面图九藏背面图脊骨侧面图共四图，中有云“向者获蛮人所作骨节剐剥之书，当时碌碌不辨，今视之胸脊诸藏皆如其所图，履实者万里同符，敢不叹服”

，（原汉文）可见也曾参照西洋解剖图，不过因为不懂得文字故所知不深罢了。

但是在医学史上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疑古与实证的风气总是自此发动了。

（据富士川游著《日本医学史纲要》）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想起中国医学界的“豪杰”

玉田王清任先生来了。

山胁的《藏志》出版于清乾隆二十四年，杉田的《解体新书》在乾隆三十六年，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则在道光庚寅（一八三〇），比起来要迟了七十或五十多年了，但是他那精神却仍是值得记念，他那境遇也更值得怜悯。

《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中云：

“自恨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虽竭思区画，无如之何。

十年之久，念不少忘。

至嘉庆二年丁巳（一七九七）余年三十，四月初旬游于滦州之稻地镇。

其时彼处小儿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无力之家多半用代席裹埋，代席者代棺之席也，彼处乡风更不深埋，意在犬食，利于下胎不死，故各义冢中破腹露脏之儿日有百余。

余每日压马过其地，初未尝不掩鼻，后因念及古人所以错论脏腑皆由未尝亲见，遂不避污秽，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犬食之余，大约有肠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参看，十人之中看全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

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

唯胸中隔膜一片其薄如纸，最关紧要，及余看时皆已破坏，未能验明在心下心上是斜是正，最为遗憾。”

这样的苦心孤诣的确够得上算求知识者的模范了。

但是，日本接连的有许多人，中国却只一个。

日本的汉法医有到刑场观脏的机会，中国则须得到义冢地去，日本在《藏志》之后有《解体新书》及其他，中国《医林改错》之后不知道有什么。

这是二者之不同。

听说杉田玄白用汉文译述《解体新书》，一半理由固然在于汉文是当时的学术语，一半也因为想给中国人看，因为日本文化多受中国的恩惠，现在发见了学术的真理，便想送过去做个报答。

中国人自己不曾动手，日本做好了送来的也不曾收到，咸丰年间英国合信（hudson）医士译了《全体新论》送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医生看，——大约只有一个王清任是要看的，不过活着已有八九十岁了，恐怕也不及看见。

从这里看来中国在学问上求智识的活动上早已经战败了，直在乾嘉时代，不必等到光绪甲午才知道。

然而在现今说这话，恐怕还不大有人相信，亦未可知。

二十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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