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师爷向王道士表示斯坦因愿意提供一笔捐款帮助他修理洞窟，希望能看到一些写卷，王道士表示同意，但当蒋师爷表示斯坦因实际上想购买一些写卷时，王道士立刻警惕起来。
一方面藩台衙门有封存藏经洞的禁令，另一方面王道士也怕这样做会被别人发现，对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
不利，因此，王道士拒绝了斯坦因的要求。
接着，他提出请王道士领他参观洞窟内正在进行的修建工程，王欣然同意。
在参观过程中，斯坦因虽然对王道士的新塑像极为鄙夷，但他却从中发现了王道士对宗教的虔诚，因而借机表示对王道士的敬佩，王道士对斯坦因渐渐有了好感。
接着，斯坦因又向王道士吹嘘说，他是玄奘的忠实信徒，又娓娓动听地向王道士述说自己是如何追寻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历经千难万险而来到敦煌的。
常言“佛道一家亲”
，这番话果然打动了王道士的心。
当夜，王道士悄悄地将一捆经卷交给蒋师爷拿给斯坦因进行研究。
说来也巧，这些经卷的题记表明，佛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从梵文译为汉文的。
这个偶然的巧合，给斯坦因带来了新的希望。
第二天，斯坦因对王道士说他之所以能在这一天看到由玄奘带回并翻译的佛经，完全是圣人玄奘在冥冥间作的安排，目的是让他把这些来自遥远的印度的佛经送回原来的地方。
王道士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斯坦因这番话使他感到这一巧合的确是神灵的召示。
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经洞的砖墙，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之门。
进洞之后，在昏暗的油灯下，斯坦因看到“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
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算的结果，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
藏经洞的面积大约有9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
由于洞窟太小，光线又暗，不便阅读，王道士就允许斯坦因把几捆卷子移到洞窟前室的一间小屋。
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又将窗户用纸糊上。
之后，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捆写本，拿到小屋里让斯坦因研究。
由于写卷越来越多，斯坦因放弃了原来准备叫蒋孝琬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是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
最后斯坦因捐出一笔钱作为酬劳，送给王道士，并约定在离开中国之前，除他们三人外，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些写本、绘画的来源。
对这笔交易，1921年，斯坦因在其出版的考古报告里写道：“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6月中旬，斯坦因带着从王道士手中获得的藏经洞文物前往安西“探险”
。
四个月后，斯坦因在返回敦煌附近时，给王道士写了一张字条，蒋孝琬拿着字条又秘密去了一次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文书。
16个月后，装满24箱经卷和5箱经过仔细打包的绢画、刺绣等艺术品，便平安地存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里了。
第二次中亚探险结束后，斯坦因于1911年写出了此次考察的个人笔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两卷本），1912年在伦敦出版。
1921年，斯坦因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籍上市引起了列强的骚动。
此后，法国、美国、日本、当时的沙俄等国家均派人前来莫高窟“考察”
，借机掳走大批精美古籍。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进行考古“探险”
时，再次来到敦煌，又通过王道士等获得了五大箱写本文书。
虽然，大部分文献已被伯希和探险队、大谷探险队及北京政府运走，但斯坦因此次所得，大部分是王道士早已取出并转移到安全地点秘藏起来的，少部分则是当地官僚所有和散佚在民间的。
由此，斯坦因成为获得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
这是我结合了多部资料总结出来的。
诚然，王圆箓并非贪财之人，他只是身处世外的出家人，只是一心为了修葺庙宇，让莫高窟香火再续，只不过阴差阳错地导致了国宝外流。
我将这些资料加以整理，而后拿给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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