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法说、不能说、说不得。
“等打垮李自成,朕有十足的把握,给这些军士们分田!”
大明朝的田亩数量一直是一笔糊涂账。
《明实录》、《赋役黄册》中记载的田亩数量就是一个谜:
洪武二十四年为三点九亿亩,两年后变成了八点五亿亩、七年后又变成四点二亿亩。
成化二十一年为四点九亿亩,两年后变为八点三亿亩。
弘治十七年八点四亿亩,一年后变成四点七亿亩。
同一个朝代,田亩数据前后变化如此之巨大,只能说有人动手脚了。
后世的黄仁宇写过一本《万历十五年》,里面有一个观点: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对经济的管理都缺乏“数目字”管理手段。
各种模棱两可、前后矛盾的数据根本经不起推敲。
即便强如张居正,主持清丈全国田亩,得出的数据也不是很科学。
但越是模糊、越是经不起推敲的数据,就越能被人利用。
上下五千年历史中,想打破这种被利用、且真正具备经济思维的古代名人,只有四个:
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雍正。
桑弘羊力推的盐铁官营、向商人征税、确保酒类产品专营的酒榷制等等,为汉武帝的大汉朝廷积累了巨量财富。
后世很多制度,如烟草和盐业转卖都来源桑弘羊的经济理念。
但桑弘羊更倾向国家垄断,对于财富二次分配缺乏明确概念。
桑弘羊所处的时代局限,决定他没必要思考财富的二次分配。
他只服务于汉武帝。
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的共同点在于:
他们知道国家的财富和土地都去了哪里。
他们心里很清楚,治理国家、维护统治,光靠军事镇压和儒家典籍是不够的。
必须要有钱!
财政没有钱,最终的结局就是改朝换代。
而既得利益者不会将钱吐出来。
于是通过变法希望有钱的大地主、大官僚能够把田产等财富吐出来。
所以,王安石、张居正、雍正都被后世的既得利益者骂的狗血淋头。
比如那个小时候砸过缸的司马光,穷其一生要打倒王安石。
因为王安石的很多政策让司马光那一撮人利益受损。
这种解释很多人觉得过于肤浅。
甚至好多人觉得司马光才是识大体、老成谋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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