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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各个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段特殊时期，即，审查制度与从业者的对立及相互妥协。

制度的每次改变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谢兰生曾看过一本以好莱坞为例探讨电影审查的书籍，说，1915年《一个国家的诞生》让资本看到巨大利润，不再满足于在宽松的几个州单独上映，于是要求彻改审查制度，而“海斯办公室”

这样的电影人行业协会则开始承担“自我审查”

“自我管理”

的工作，同时也承担了与各政府解释沟通的工作，越来越有话语权。

后来，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垄断，旧好莱坞土崩瓦解，新体制的核心不再是制片，而是行，渐渐地，因为行公司可对不同内容区别行，有的公映，有的播放，有的制碟，政府变得没有必要对制片口严格控制，于是，终于，1968年，电影分级正式取代电影审查这个制度，由委员会监督实施。

当然，1953年《奇迹》胜诉也是一座里程碑，虽然那时导演诉讼只是为了收回成本。

谢兰生也一直认为现有标准会变宽松，却不知道会在何时，因为何事，也许不会只是一次改变，而是很多次改变。

其实，平心而论，谢兰生并不是审查制度的反抗者，相反，他总觉得，外部政治十分复杂，电影局也无可厚非。

各方都有各自立场，有人认为“公民是否需要指导”

只应该以年龄划分、只要具有政治权利就应当能自主选择并自己负责，而非“有人终生是老师，有人终生是学生”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18岁”

只是一个数字，公民就是需要指导，甚至是毕生的指导，两个观点都挺正常，而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或平衡点究竟在哪，也许只有历史能给答案。

也是出于这些原因，他并不厌恶电影局，也不厌恶制片厂。

他甚至都可以理解“霸占厂标”

的老导演，还有那些挤压后辈的老学长们——各自为利罢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有些太严苛了，几乎不能真正触及目前存在着的问题。

创作空间会更宽阔，可这需要有人站出来，去冲击，去博弈，一点一点地向前走，看看结果，试探边界。

或者说，有些东西在现阶段是有苦衷或没办法的，但创作自由是“正确的”

，无法反驳的，因此需要有人争取，以期达到一个平衡，虽然，这也许要用几十年，甚至更久，久到世界翻天覆地。

对于文艺而言，批判永远最有力量，永远大于赞扬、褒奖。

它让人类改变、向前，而非安于现状。

总有一天，人们会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一类影片的，也一定会赞叹那些镁光灯前的导演们，可谢兰生也真的希望，到那时，人们可以看看他，看看孙凤毛，看看他们这一代的独立影人也许早已远去了的单薄背影。

…………谢兰生在收到拷贝的当晚就跑去邮局，把它往都灵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

他不认识要去意大利的人，也办不来意大利的签证。

事实上，11月29号就开幕的都灵电影节报名工作一个月前就截止了。

谢兰生也报了名字，但来不及邮寄拷贝，一度打算退出来的，可是祁勇上部电影的导演正正好好是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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